学术与联结——川渝篇

这篇文章，起意容易，动笔难。

我是有写游历的习惯的，从2011年的《四城记·北京》、2012年的《2012，一些理想主义的故事》、2019年的《八年的北京》，到去年的《作为政治哲学发源地的广州》，标准放宽一点的话，《自由主义的“进”与“退”》与《这个时代的左翼青年》也可以算。以前某些时刻也觉得自己矫情，好像自己的交游有多重要似的，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会庆幸自己写过这些文字，不然我在学术文章之外就找不到别的线索可以把自己的过去串连起来了。

这是疫情结束以来第一次远游。其实去的几个城市，重庆、成都、北京和上海，都早已去过，除了重庆，其他都去过好几回。这条路线和2015年的暑假特别像，只是少了一个西安和一个南京，但心境却大有不同。2015那次确实是旅游，去了许多著名的景点，而这次，除了在重庆的那部份，其他更像是访友，因为朋友集中在那几个城市，所以我才去了。

封控三年，我心态上最大的变化，就是“被孤立”的感觉越来越强，但这段时间与我被“钦定性社会性死亡”的时间基本重合，所以我不知道究竟何者的影响更大。去年暑假有在成都敦壩举办活动的朋友邀我过去，但很不凑巧，成都突然出现疫情，于是就此搁置。八月我写好那篇《张旭东的文化政治学》的初稿，去了一趟广州，压抑的情绪得以暂时发泄，但到了十一月又郁结难解，所幸有其他人替我将这种苦闷喊了出来。

这次我也是写好一篇长文的初稿才出发。这样的状态，似乎与这样的旅途是相得益彰的：相比起去景点打卡，与师友会面对我来说更值得向往，会面如果切磋起学术，也不怕因为久离学院而无话可说，说不定，还能收获一些有益的意见。

在上海，我与一对学术伉俪聊起“在学院外做学术”这个话题，袁老师问我，这样的条件，要如何保持学术状态？我说自己运气算是比较好，有一些学术或准学术的刊物不时会向我约稿，而我也确实认真对待，除了按照标准的学术格式进行写作，写完以后，也会发给一些师友帮我做“同行评议”（peer review）。不过相比起盲选的同行评议，我可以选择一些自己在学术上信得过的人，比如前面那篇写张旭东的，我就找了三个黑格尔专家，一个施米特专家，还有一些对左翼学术思路比较了解的师友来帮我审稿，其中有四五个给出了相当中肯的意见，还有一个帮我查阅了几个德语版本的《法哲学原理》，以确证我对其中某些文句的理解。他们基本都还在学院内任教（海外居多），所以他们的意见可以让我不至于变得“路子太野”。当然，在一些要超脱学院窠臼的地方，我也会“独断专行”。

在2017和2018年底，我两次去台湾开学术会议，一次是中研院，一次是高雄的中山大学，这样的学术交流对于我维持学者的自我认同意义重大，所以我常常说，即便我不在高校里，但我还在学术界，毕竟一个要经过政治审查的学院体系，在我看来是没有资格定义谁是学者的，那些只将学术作为饭碗的“大学老师”同样没有，只有我认可其学术实力的“同行”才有这样的资格。

然而，五年后的现在，出境开学术会议的机会，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了。我只能安慰自己说，幸好我还能出深圳，所以在深圳以外的这些学术交流，就是我现在的“学术会议”。

在深圳的时候呢？深圳确实有一些我非常尊敬的学者，比如陶然老师和金心异老师，我们偶尔还会一起吃个饭。不过，在深圳要组一个带有学术交流性质的活动相当困难，要么是有学术兴趣的人太少，要么是这些人大部份“被敏感”了，一旦集聚，就会触发某些机制。这跟北京可不太一样，北京这样的人太多，其中几个偶尔聚一聚倒不算什么。

和深圳相比，成都就显得大不一样。过去一两年，我那些成都的朋友频频在朋友圈发布一些活动的海报和照片，并非全部与学术有关，但依然让我羡慕不已。我在成都那几天听说，这里的活动，一周可以达到十几场，几乎就是每天都有一两场，地点有好几个，组织者也有好多个，这两年成都的独立书店如雨后春笋出现，成都新增的人口有几十万，这两者与这些活动之间，似乎有着隐秘的关联。

去成都之前，我在重庆做了一个主题分享，从两地活动数量对比和人员之间的关系来看，重庆的活动更像是成都氛围辐射之下的结果。两次分享的对象和内容都类似，针对的都是对我几乎一无所知的听众，去讲述我这十年来的研究。重庆采用的是开盲盒的形式，不提前告诉听众讲者是谁，所以不会有人因我而来，成都则只提前告诉了一些常去参加活动的人，这些人大部份也是不知道我的。

越是这样的活动，就越能体现讲者的水平。博一时上第一次助教课，邓老师在后面听完就对我说，你是一个很适合站在讲台上的人。场合对讲者的期待越高，听众越多，我就越不会紧张，越能超常发挥。从这一点来说，没有去大学教书确实是一个遗憾，但也是一个幸运，因为以我的尺度，不可能撑得过这近十年的举报浪潮。

两场分享的反应都比我预期要好。它们的形式并不像正式的讲座，没有讲台，没有PPT，听众围绕着讲者，在重庆那里，听众几乎坐到讲者面前，可以吃同一个桌子上的小番茄。为了让大家更为尽兴，主办方鼓励讲者和听众都喝点小酒，所以我更像一个饭桌上喝大了侃侃而谈的陌生人。在读哲学的人里，有三个人的讲演是我最欣赏的，一个是梁文道兄，一个是黄子华，还有一个是邓伟生老师，都是香港人。文道兄的“八分”如今是中文播客的顶流，黄子华的栋笃笑也是遐迩闻名，邓老师的讲演少有人知，但也确是一流，没有一句废话，从头到尾都是论证和反驳，适合对信息密度要求较高的人群。这种场合比较适合前两者，我本人当然是东施效颦。

成都那一场，有一位频频向我发问的听众，是某脱口秀俱乐部的老板，他一边对本行业感到忧心，一边却不忘怂恿我入行，其他听众意犹未尽，也纷纷撺掇我开播客，我敬谢不敏之余，对成都的氛围着实心向往之：这说明他们对这样的话题这样的尺度的耐受度很高。有一位朋友在成都开独立书店，居然能拿到上野千鹤子新书首发的授权，还能举办一场围绕这本新书的讨论活动，这在女权被当作“境外势力”的当下，是极难想象的。

我和邀请我做活动的朋友聊及此事，他在成都做活动也有好些年。这两年，多的时候他一周举办五六场活动，从未因此被约谈，他认为这是因为搞活动的人太多了，找不过来。我倒觉得，这可能有部份原因在于，成都的主政者有意用文化氛围的宽松作为吸引年轻人的一个条件，毕竟这两年经济哪里都不好，物质生活上的改善没有指望，但精神生活的改善，却是大有空间。这对于当局来说当然是有一定风险的，但倘若没有这样的精神出口，去年十一月的事情再度上演，也不是没有可能。成都似乎想在放松与管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在第一场活动以后，有一位认识多年的朋友，希望我小范围地再做一场更学术一点的，因为临时找不到场地，只好作罢。然而他为我邀请来的朋友，却是难得一见的豪华阵容：两位川大的老师，赵良杰兄和周清云兄，川师的袁昊兄，还有同样认识多年、已经出版三本著作的文倩兄，以及从事法律、新闻、公益的诸位友人。聚会的前一晚，组局的朋友已将我的《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发给众人，川大的清云兄也将他们出版过的一本《中国道路十日谈》发给我，妥妥的一个学术会议的架势。

聚会地点是在文殊院一家格调清雅的茶馆。众人未到之前，我与袁昊兄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界里的“中国道路派”做了一番交流，在他看来，除了汪晖和张旭东，贺桂梅和罗岗也分享同样的思路，甚至历史学界的李怀印也一样，笼统地说，他们都想以一种反西方现代性的方式打通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只是路径不太一样。袁昊兄还举了汪晖最新一篇写《阿Q正传》的论文为例，以证明他的问题意识与早年已大为不同。

赵良杰兄和周清云兄到来以后，袁昊兄就甚少发言，因为话题很快被另一种“中国道路”的问题占据了。两位川大的朋友，有着相当奇特的立场组合：在性别议题上，清云兄较良杰兄更为“进步”，后者基本认为#MeToo是“矫枉过正”；在社会公平层面上，他们像是左翼，为农民工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痛心不已，《中国道路十日谈》里有不少篇幅谈的正是农民问题；在对政权的态度上，他们却是铁杆的“中国道路”的支持者，只是他们对“中国道路”的理解，与上述“中国道路派”并不一样，他们认为改革开放的功绩是主要的，并且最终的目标也是“普世价值”，只不过在通往普世价值的路上，走的是“中国道路”。

最后一点让我相当震撼，因为他们在价值观念上确实是自由主义的，但却是极其坚定的改良派。我以为2015年以后，自由主义的改良派已经尽数退场，举目望去，似乎只有张千帆老师一人，没有想到，在川大还有这么庞大的一股力量，以蒋荣昌老师为马首是瞻。然而，他们与张千帆老师，以及过去的自由主义改良派也不尽相同，后者虽然只是要求改良，但批评的矛头依然是政权本身，以批评促改良。但川大的这几位，批评的矛头，是秦晖老师这样的自由主义学者，以及他们所谓的“民主法西斯主义”，即西方民主国家。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秦晖老师这样的学者，将中国崛起的原因解释为所谓的“低人权优势”，使得西方对中国的国情产生误解，并且有借口以人权原因干预中国的内政，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进行遏制，这就会逼得中国将以一种非和平的方式实现崛起。毫不意外地，他们对俄乌战争也是基于类似的逻辑：苏联解体的时候，华约就不存在了，既然如此，北约本身就该解散，但它不仅没有解散，还一步一步扩散到俄罗斯家门口，俄乌战争就是这种“法西斯主义”的结果。

在面对我们的诘难的时候，他们承认，中国目前依然还是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但“中国道路”就是走出东方专制主义的独特道路。蒋荣昌老师的话说得极其直白：“威权体制是保证国内和平的一个现成的，从东方专制主义体制向（现代国家）转换的唯一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是短暂专制的循环。”“在这个东方专制主义的文明体制的转型中间，共产党的合法性就是保证了国内的和平。”他把这个合法性叫做“借贷的合法性”，“就是说它预支了未来公民社会有可能给予它的授权，但是这个授权不是（直接）给了，那要以他们自己的政治进步、社会进步的方式来见证它是不是真的得到了这个授权。”可以预想得到他们是如何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的：辛亥革命破坏了“预备立宪”，讨袁的运动破坏了袁世凯的立宪，后来孙中山走军政、训政、宪政的道路是正确的。所以他们的教诲是：一定要去认同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不能从民间来制造“官民对立”，不能再一次丢失“立宪”的机会。

他们为什么把西方叫做“民主法西斯主义”呢？因为这些西方国家，尽管对内已经实现了“普遍有效的公明身份”，但对外却压制其他文明的崛起：“他们在国民国家内部在法律上已经不能公然歧视一部份人，但是在他们的国家外部他们规划了一些敌人，比如说中国、朝鲜、俄罗斯、伊朗。这些好像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形态上和他们有区别的国家都被他们描绘呈了邪恶的国家。这是非常糟的。这种描绘正如他们在几千年前把一些人描绘成奴隶，这是一种严重的法西斯主义倾向。”然而，将自己国家的一部份人描绘成奴隶，与将一些别的国家描绘成“邪恶国家”，这两者真的可以类比吗？前者只是“描绘”的问题？在另一个地方，蒋老师又用古希腊罗马将奴隶的位格放在物的位置，以及二战时日本人杀中国人就像杀牛马一样来做类比。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将上述几个国家称为“邪恶国家”，跟认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是人”，是完全两码事，这和古希腊罗马不将奴隶当人，或者日本法西斯不将中国人当人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川大学派”的国际政治立场是基于所谓的“民主法西斯主义”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对立，但对于“民主法西斯主义”又是基于如此轻浮的定义和类比，那这个立场又如何取信于人呢？

周清云兄在复述这些观点的时候，遭到了在场诸君的质疑，他连忙强调“我在价值立场上与各位没有分歧”。但我看《中国道路十日谈》的“第八场（下）——国际关系，何去何从”这一章，通篇是对美国和西方的谩骂，里面有一个叫“李总”的，一直在叫嚣着“不能一味的和平主义”，蒋老师在附和之余，自己也有“我们要准备像美国一样去主导世界”这样的言论，实在难以看清他们的和胡锡进之流的立场有什么区别。

赵良杰兄在聚会散去以后，发了一条朋友圈，认为我和他们的差别，是“从西方现成政治模式和公明权建立进程中寻求转型可能，还是基于中国现实已有的官民双方认可的基层共识”的差别，我对这个理解表示异议，因为我自己也一直在探索“左翼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并且反对将美国的政治模式和政治议题照搬到中国，但我认为我和“川大学派”的根本分歧其实在于，现政权是否真的会朝向普世价值的方向进行改革？

实际上，从它对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个说法的态度，就可以管中窥豹，但他们居然视若无睹一厢情愿，这让我感到震惊。我们提出国内某些严重的问题，以质疑政权的改良倾向时，清云兄居然忍不住扯到“美国入侵阿富汗伊拉克”，我实在想不到这样的whataboutism对于澄清问题有何意义。换了其他时候，我一定会对这样一条路径大加批判，但考虑到如今还在就这些“宏大问题”进行思考的体制内学者，要么在价值观上与自由主义截然对立，要么为了往上爬昧着良心说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我对“川大学派”的苛责也就到此为止了。

在成都那几天，一位相识多年的前辈恰好从乐山回到成都，但我因为停留时间有限，没来得及与他碰上一面，近年转向家庭教会的两位自由主义的前辈，这次也没能拜会，如此便匆匆走了。

离开以后我发了一个长长的朋友圈，对川渝不吝赞美，一位成都的朋友说，既然你这么喜欢成都，可以先考虑拿“成都绿卡”，一年来个几次。在如今的大环境下，原则上我是不相信哪个地域是可以独善其身的，然而这次在川渝的体验，又让我隐隐然抱有一丝希望，这大概也是“川大学派”如此乐观的原因吧。